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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为了最后摸清基本情况，需要靠拢一位人物。笔者对此颇费踌躇，之所以犹犹豫豫，是因为虽然有不少此人的照片，还有大量人证，多于莱尼的，但是，因为———或者说尽管有这么多人证，却产生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形象。此人就是莱尼的父亲胡贝特格鲁伊滕，他在一九四九年死去的，终年四十九岁。除了直接和他有关的人—如马尔娅范多尔恩、霍伊泽、洛蒂霍伊泽、莱尼、莱尼的公婆和小叔子———以外，还将二十二个人找到了，这些人都是在他处于种种不同的境况下与他相处的，大部分与他共事过，他的上级是其中的一个，大多数是他的下级。有十八人来自建筑业，四人担任了公职:建筑师、律师，以及一个退休的狱吏。由于他们除一人外都在他手下工作过，有技术员、绘图员、土木工程师、设计师，他们如今已是四十五岁至八十岁的人了。因此，也许最好先听取他们的介绍。在这之前，先提供了有关格鲁伊滕的基本情况:胡贝特格鲁伊滕，生于一八九九年，学过泥瓦匠手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年(“普通一兵，无精打采”———老霍伊泽语)，战后短期内升任了领班，一九一九年跟“比自己身份高”的莱尼的母亲结婚。她名叫海伦妮巴尔克尔，父亲是一位职位相当高的官方建筑师(建筑专员)。她结婚时给他带来一包早已一文不值的土耳其铁路股票，但主要的是一幢地段很好的坚固的公寓楼房，也就是后来莱尼出生的那幢房子。此外，是她发现“他有才能”(老霍伊泽语)，劝他去攻读土木工程，有三年之久。老格鲁伊滕很不喜欢听别人说他上过三年大学，他的妻子则喜欢谈到“这段大学生活”“虽然艰苦，却美好”这使老格鲁伊滕感到难堪，他显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大学生。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大学毕业后，他当了一名倍受欢迎的建筑工程承包人，较大的工程也承包(并非没有岳父的帮助)。一九二九年，他创办了一家建筑公司，一九三三年以前一直惨淡经营，从一九三三年起开始扩大经营规模，一九四三年初达到成功的顶峰；接着有两年时间坐牢，强制劳动，直至战争结束，一九四五年回到家里，所有抱负已荡然无存，满足于组织一个小小的瓦工队，就这样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去世“过着不错的日子”(莱尼语)。此外他还当过“包拆废屋者”(莱尼语)。
如果向家庭以外的证人问到他在事业上雄心勃勃的动机是什么，有些人完全否认他有这种雄心，另一些人则把这种雄心说成是“他的天生特性”十二人否认他有雄心，十人主张“天生特性”论。所有的人都否认，连霍伊泽这把岁数的老人也否认他有一丝一毫的建筑师才能。甚至说他连一个“普通建筑匠”的才能都没有。有一点大家没有争议:他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和调度者，他的公司即使拥有近万名职工时，他也“全局在胸”(霍伊泽语)。值得注意的是:这二十二名家庭外的证人中有五人(两名“否认有雄心”派，三名“天生特性”派)不约而同地称他为“爱冥思苦想的人”问他们何以会想到这个出人意料的定义，三人简单地说:“是啊，正是一个爱冥思苦想的人———爱冥思苦想的人就是爱冥思苦想的人呗。”只有两人对他可能想些什么这个问题作了补充说明。已退体的建筑高级工程师海因肯(如今住在农村，种花，养蜂。奇怪的是，没有问他，他就说讨厌鸡———“我讨厌鸡”每说两句就插进一句)把格鲁伊滕的冥思苦想说成是“一清二楚的关于存在的思考———你要是问我，存在主义的冥思苦想者，他就是一个，总是同某种阻碍他前进的道德观念发生冲突”另一个名叫克尔恩，五十岁上下，干劲仍然很足，是个土木工程师，如今在联邦政府供职。他这样说:“嗯，当年我们都认为他生气勃勃，他也确实如此。由于我自己完全缺乏朝气(这是他不打自招，确实如此———笔者)，我对他当然十分钦佩，尤其是他这样平平常常出身的人却善于同那些要人打交道，巧妙地把他们对付，做得头头是道。不过，每当我有事找他———我常有事找他———经常发现他在写字台前坐着出神，正在冥思苦想，如果你要问的话，确实是在冥思苦想，不是想自己的生意。他引起我深思:我们这些缺乏朝气的人，对待生气勃勃的人是多么不公正啊。”
向老霍伊泽最后谈到“爱冥思苦想的人”时，他惊讶地抬起头来说:“我决不会想到这个字眼的，不过，现在听到这个词，我要说:不仅有道理，而且完全恰当。我毕竟是胡贝特的教父，他是我的表弟。战后(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笔者)我曾帮过他一点忙，他后来极其慷慨地帮助过我。他创办建筑公司那年，我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可他还是立即聘请我当总会计师，当他的代理人，后来成了他的合伙经营者———是啊，他很少笑，不错，他不仅有点像赌徒，而且很像赌徒。后来大祸临头，他为什么干那事我不知道，也许‘爱冥思苦想的人’这个字眼可以说明这一点。只是(他不怀好意地一笑)他后来跟我们的洛蒂干的那种事，恐怕没有经过冥思苦想吧。”至今健在的二十二名前同事中，没有一个否认格鲁伊滕慷慨大方，都说他“待人和蔼，头脑冷静，讨人喜欢。”格鲁伊滕在一九三二年濒临破产时说过一句话，笔者分别询问过的两名证人都提到了它。时间一定是在布吕宁下台后的数星期。马尔娅范多尔恩引用的这句话如下:“我闻到了混凝土的气味，孩子们，我闻到几十亿吨水泥的气味，闻到地堡和兵营的气味。”而霍伊泽却是这么说的:“我闻到了地堡和兵营的气味，孩子们，至少可供两百万军队使用的兵营。只要我们挺过这半年，就能取得了成功。”
鉴于有关老格鲁伊滕的材料十分丰富，此处不能一一列举每个提供情况的人。可以担保，笔者不辞辛劳去收集相当客观的材料，即使是对只在幕后起重要作用的次要人物也是如此。有关老格鲁伊滕对于马尔娅范多尔恩谈到的情况，人们得留点神，因为她和他岁数相差不多，又来自同一个村子，所以不能排除她曾爱过他，对他至少有过意思，因此先入为主。不管怎么说，她是在十九岁那年来到新婚的格鲁伊滕家当女仆的。半年前，在海伦妮的父亲邀请他参加的一次建筑师舞会上，格鲁伊滕使刚满十七岁的海伦妮巴尔克尔一见倾心。至于他自己是否也对她一见倾心，那就不得而知了。小两口儿将一个十九岁的农村姑娘雇佣———人人都说她生气勃勃、青春年少———是否合适，也许值得怀疑。无可怀疑的是，马尔娅谈到莱尼的母亲时几乎没有一句好话，对莱尼的父亲则顶礼膜拜，不减当年，几乎像是站在长明灯前，在蜡烛光或电灯或霓虹灯下瞻仰慈悲的耶稣或圣约瑟的画像。甚至范多尔恩的一些话使人认为，也许她愿意同胡贝特格鲁伊滕私通。比如她说，他们夫妇关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岌岌可危”了，而把他妻子不能或不愿再给他的一切都奉献给他她都愿意。这已是相当清楚的暗示，再加上她还羞答答地低声补了一句:“我当时毕竟还是个年轻的女人。”这就再清楚不过了。当直截了当地问，她的暗示是否指那种被认为是夫妻关系核心的同床共枕关系已经终止时，范多尔恩以其惊人的坦率方式说:“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接着，她那双仍富于表情的褐色眼睛———当然是默默地———告诉笔者，她掌握这一点，因为她不仅是家庭生活的旁观者，而且也是床上用品的管理者。当进一步问是否她相信格鲁伊滕“在另外寻求安慰”时，她斩钉截铁地断然否定，并补充说(笔者几乎确有把握，在她的声音中听出了抑制的呜咽声):“他像修道士一样生活，可他并不是修道士。”将胡贝特格鲁伊滕生前的照片看一看———在此不予考虑孩提时期的照片，需要认真观察的第一张照片是毕业照———在一九一三年他是个又高又瘦的孩子，高鼻子，金黄色的头发，深色的眼睛，有那么一股“牛劲”不像照片上他的同学们那样死板，犹如刚入伍的新兵。人们马上就会相信那种只是口头流传而被教师、神甫和家庭说得有些神乎其神的众口一词的猜测:“这孩子一定会有出息的。”有什么出息呢？第二张照片是他学徒满师时的照片，那是一九一七年，他十八岁。后来在这张照片上，可以找到用于他身上的“爱冥思苦想的人”这个字眼的心理依据。他是个严肃的小伙子，一眼就能看出，他那显而易见的善良只是在表面上与他明显的坚强果断不相称。由于他总是拍正面照———莱尼的小叔即上面提到过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用一架蹩脚的方盒子照相机在一九四九年给他拍摄的最后几张照片除外———因此，从来他的鼻子的长度与脸部其余部分的比例就难以看清或弄清。就连一九四一年用自然主义手法给他画像(一幅油画，真不赖，色彩虽然太淡———在显然使人不快的环境中，笔者从一个私人手中仅瞅过这幅画一眼)的那位著名的肖像画家也没有趁此机会，至少给格鲁伊滕画一幅大半面侧身像，因此只能推测:他身上的时髦服饰如果脱掉，他的样子很可能像布什油画中的人物。
对于床上用品的秘密，马尔娅只是作了暗示，而谈到厨房秘密时她则毫不隐讳:“她不喜欢味浓的香料，而他什么都要加足香料———这就带来了麻烦，因为什么菜都往往得分开调味:给她的一份做得淡些，给他的一份味要浓些。后来到了这种地步:他在桌上还要给一切都亲手加佐料；他小时候村里人就都知道，给他一条泡黄瓜比给他一块蛋糕还要使他高兴。”其次值得一提的照片是他们在卢塞恩照的蜜月旅行照。毫无疑问，海伦妮格鲁伊滕太太(娘家姓巴尔克尔)显得很可爱:娇媚温柔，和蔼可亲。可以看出———所有知情人，马尔娅甚至也不否认:她会弹舒曼和肖邦的作品，法语说得相当流利，会钩织、刺绣等，而且———必须指出，她看来有可能是一个被埋没的知识分子，也许甚至是一个潜在的左派知识分子。当然，正如她所受到的教导那样，她从未“接触”过左拉的作品，而且可想而知，她女儿莱尼八年后向她询问自己(莱尼)的大便时，她是多么吃惊。左拉和粪便很有可能对她来说是一码事。她也许不是当医生的材料，但如果去搞一个艺术史博士学位，那肯定不会有困难。说句公道话，如果能为她创造一些她所不具备的条件，多给点分析性的教育，少来一点伤感的东西，多来点理智，少来点感情，那么，她的寄宿学校生活造成的那种忸忸怩怩、多愁善感的毛病就不会有了，也许有可能成为一个好医生。有一点可以肯定:假如那种无聊的作品落到她手里，哪怕是作为有可能阅读的作品，那么，她更有可能成为普鲁斯特的读者，而不是乔伊斯的读者。反正她阅读汉德尔—策蒂和艾伯纳—艾申巴赫的作品，并且大量阅读如今已成为珍贵古籍的有插图的那份天主教周刊，当年这份周刊是这类期刊中最最时髦的读物，类似一九一四至一九二年前后的公众杂志。此外在她十六岁那一年，父母亲还给她订了一份高原杂志。这说明她不仅有进步的读物，而且还有最进步的读物。她很有可能通过阅读高原熟悉了爱尔兰的今昔，对皮尔斯、康纳利以至拉金和切斯物顿等名字她并不陌生，而且据她至今仍健在的姐姐伊伦妮施威格特———娘家姓巴尔克尔，现年七十五岁，在一家高级养老院里住着，与婉转鸣唱的虎皮鹦鹉做伴“从容不迫地等待死神的来临”(她自己的话)———介绍，莱尼的母亲年轻时就是“叶芝作品德译本的最早读者之一，如果不说是最最早的读者的话，千真万确———我自己知道，因为是我送给她书的———她读过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叶芝散文集，当然还读过切斯特顿的作品”这里并不是想要用一个人的文学修养高低来对他进行褒贬，只是借以说明在一九二七年前后就已显示出悲惨阴影的背景。看一看这张一九一九年的蜜月旅行照片，毫无疑问的一点就是:无论莱尼的母亲失意到何种程度，也决不至于是一个被打入冷宫的妃子。她看来不像一个耽于肉欲的人，谈不上有丰富的荷尔蒙，而他却是个荷尔蒙很丰富的人。完全有可能，他们俩———他们相亲相爱是不容怀疑的———在性爱方面毫无经验就从事了婚姻的冒险。格鲁伊滕在最初几夜可能动作虽然谈不上粗野，却有点操之过急吧。
至于他和书的关系，笔者决不想听信一位有“建筑界大亨”之称的仍健在的业务竞争者的判断。他是这样说的:“这个人和书嘛———他的总账簿也许是他感兴趣的一本书。”的确，有据可查，胡贝特格鲁伊滕没有读过多少书，在他学工科时不得已读过专业书；此外，有据可查，他还读过一本通俗的拿破仑传记；再者，据马尔娅和霍伊泽两人一致提供的证词“后来看看报，听听收音机，他就满足了。”
找到施威格特老太太之后，也就弄清楚了在此之前一直搞不清楚而且没有得到解释的一句话。这句话是马尔娅说的，一直记在笔者的笔记本上没有划掉，险些成为了不耐烦的牺牲品。她责怪格鲁伊滕太太“对她的芬兰人完全入了迷”由于她所说的“芬兰人”决不可能指的是同名皮肤病(马尔娅:“皮肤？不，不，她的皮肤棒极了，我指的是真正的芬兰人”)，而且在得到的证词中也没能发现她与芬兰有什么牵连，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因此，它指的一定是“芬尼亚人”因为格鲁伊滕太太对爱尔兰罗曼蒂克的偏爱后来竟达到了伤感的地步。反正叶芝是并且始终是她所喜爱的诗人。
由于格鲁伊滕和他妻子之间从来不写信，只有范多尔恩提供的情况(在这一方面她的话十分令人怀疑)，因此只得根据那张在卢塞恩湖畔林荫道上拍摄的蜜月旅行照作出了肤浅的分析。从反面说，这对夫妇看来在情爱甚或性爱上并不和谐。确实如此。在后来的许多照片上得到证实的情况从这张早期照片上也可以清楚看到:莱尼更像父亲，海因里希更像母亲，莱尼尽管在香料以至小面包等方面更像母亲，而且在对诗歌和音乐的爱好上确实像母亲。假定问马尔娅和格鲁伊滕如果成为夫妇，会生出什么样的孩子？那么，反面回答比正面回答要容易:决不可能是羊皮纸皮肤的修女和耶稣会教士在数十年之后还能马上想得起来的那种孩子。
这对夫妇之间不管有过什么不顺心或误会，最了解格鲁伊滕家庭生活的人，甚至连有醋意的范多尔恩也证明:他对她从不粗野无礼或者不温存体贴；她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看来是有案可查的。
那位施威格特老太太，娘家姓巴尔克尔，但叶芝或切斯特顿看上去一点也不欣赏。她坦率承认，自从妹妹和妹夫结婚之后，她就“不大愿意”同他们往来:她宁愿看到自己的妹妹嫁给一位诗人、画家、雕塑家，或至少同一个建筑师结婚。她没有直率地说格鲁伊滕太粗俗，而是从反面说:“不够文雅”；她问到莱尼的情况时，仅仅说了声“嗯啊”恳求她再多谈一些莱尼的情况，她始终是那一声“嗯啊”相反，她却毫不犹豫地声称海因里希像巴尔克尔家的人，就连海因里希对她儿子艾哈德之死“实际上是负有责任的，那种事他自己决不会干出”也未能减少她对海因里希的好感。她说他“过激，非常过激，但有才华，几乎是天才”而笔者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对自己儿子的早死她并不十分伤心，只是说什么“命中注定，在劫难逃。”尤其是谈到她儿子以及海因里希时，她竟说出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这句话需要多方面核实和历史的纠正。她是这样说的:“他们两人好像是在朗热马尔克阵亡的。”考虑到没头没脑地提起朗热马尔克、朗热马乐克神话，考虑到一九一四年和一九四年的区别，再考虑到在此一一无需澄清的四五十个复杂的误会，那么，也许就不难理解，笔者在与施威格特太太告别时虽然彬彬有礼，却很冷淡，尽管不是永别。他后来从证人霍伊泽处得知，迄今一直不明不白的施老太太的丈夫就是在朗热马尔克身负重伤的，住了三年在野战医院。“他简直被子弹打得体无完肤”(霍伊泽语)，他一九一九年同义务护理他的伊伦妮巴尔克尔结婚，生了儿子艾哈德，但施威格特先生———“吗啡瘾很大，瘦弱不堪，在身上几乎连打针的地方也找不到”(霍伊泽语)———在一九二三年去世，终年二十七岁，职业名称是大学生。因此也许有人会想，这位异常优雅的施威格特太太心里巴不得她的丈夫战死在朗热马尔克呢。她靠当地产经纪人为生。
格鲁伊滕的买卖从一九三三年起开始发展，起初稳步上升，一九三五年起大幅度增长；一九三七年起直线上升。据从前的同事和一些专家说，靠修建齐格菲防线他发了一笔“大财”但据霍伊泽讲，他从一九三五年起就“以重金购进可以收买的最优秀的要塞地堡专家”“派上用场”是过了很久以后的事。“我们总是使用贷款，其数额之大，使我今天仍晕头转向。”格鲁伊滕干脆把赌注押在他所说的一切政治家的“马其诺情结”上。“马其诺神话即使破灭多年之后，它仍将(霍伊泽引述格鲁伊滕的话)继续起作用并将永远起着作用。只有俄国人没有这种情绪，因为他们的边界太长，他们负担不起，但这一点对他们究竟是祸是福，尚待日后见分晓。反正希特勒有这种情结，他尽管宣传运动战，实行运动战，要塞地堡情结他自己就有，这你会看到”(1940年初，讲于法国和丹麦被占领之前)。
不管怎么说格鲁伊滕公司到了一九三八年，规模已相当于一九三六年的六倍，而一九三六年则是一九三二年的六倍；一九四年更增为一九三八年的两倍；“到了一九四三年增长的比例就根本无法确定了”(霍伊泽语)。
老格鲁伊滕有个特点得到大家公认，尽管用了不同的字眼:有人说他“胆大”有人说他“无畏”少数两三个人说他“狂妄”今天专家们仍证实，无疑很早格鲁伊滕就招聘和挖来了最优秀的地堡专家，后来还毫无顾忌地将曾参加过修筑马其诺防线的法国工程技术人员雇佣了，而且他“十分清楚，在通货膨胀时期对职工工资抠抠唆唆是荒谬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军工生产的前高级官员语)。大价钱是格鲁伊滕肯出的。那年他四十一岁。穿上“用贵重但又不是贵得扎眼的料子”(洛蒂霍伊泽语)定做的服装，使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成了一位“仪表堂堂的绅士”他对自己成为暴发户也毫不感到羞愧，甚至对一名工作人员(维尔纳封霍夫高，出身名门望族的建筑师)说:“一切财富都是从无到有，府上的财富也是如此，当年刚发家的时候也不是很富足嘛。”格鲁伊滕拒绝在当时专供富裕起来的人大兴土木的一段市区内修建别墅(他至死屡教不改，念“别墅”成“别野”)。
如果把格鲁伊滕看成一个头脑简单、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粗人，那就不太合适了。他具有一种既学不会也无法继承的本领是:知人之明。他的所有工作员，建筑师、技术人员、商人，都钦佩他，大多数人都敬仰他。他对儿子的培养教育作了精心安排并对之进行密切注意和监督，他的孩子，他经常去看望，很少接他回家，因为他———据霍伊泽证实的惊人说法———不想让生意经玷污孩子。“孩子成为一名学者，是他想要的，不是当什么教授，而是当一个我们曾为之修建别墅的那样的人。”(据霍伊泽说，这里指的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罗马语语言学家，见识此人的藏书和“对人坦率真诚的态度”曾使格鲁伊滕一定敬佩不已。)他对他儿子十五岁时“西班牙语还没有说得像我所期望的那么好”感到焦急。
有一点他从来不干:看莱尼作“蠢货”莱尼初领圣体时发火一事决没有惹他生气，他听说后哈哈大笑(据了解，这在他一生中实属罕见)，他的评论是:“这孩子完全明白自己想干什么。”(洛蒂霍伊泽语)
当他妻子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变得有点愁眉苦脸，甚至有点假慈假悲的时候，他进入了“年富力强的时期。他有一样东西从来没有而且一直到生命终了也不会有，那就是自卑感。他也许有过梦想———对他儿子肯定有过，甚至完全可以肯定，抱有很大的希望他曾对儿子掌握西班牙语。十三年后他和妻子之间不再有夫妻关系(据马尔娅范多尔恩说)，他始终没有欺骗过她，反正没有同别的女人发生过关系。下流的笑话，他出人意外地厌恶，有时迫不得已参加“男子社交集会”到了半夜两三点钟难免有人要求找个“热情奔放的切尔克斯女郎”来的时候，他就会公开表示厌恶。格鲁伊滕对下流话和“切尔克斯女郎”的克制态度遭到一些嘲笑，他听之任之，毫不介意(维尔纳封霍夫高语，此人曾经有一年之久，时常陪他参加这种男子社交集会)。
越来越不耐烦的读者一定会问，究竟这是个什么人啊？他过着可说是清心寡欲的生活，靠战备和已经爆发的战争发财，营业额(据霍伊泽讲)由一九三五年全年一百万左右上升到一九四三年每月一百万，就在一九三九年每个季度的营业额肯定已达一百万时，他本人赖以发财致富的买卖，千方百计不让自己的儿子卷进。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啊？
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年间在父亲和归来的儿子之间产生了紧张乃至怨恨情绪。海因里希那时已从西方世界三座名山上下来，在距离有四小时火车路程的某地参加沼泽排水工程。此时尽管他在父亲的迫切要求下已能读懂塞万提斯的原著，为此父亲付给了一位西班牙耶稣会教士一笔优厚的特别酬金。儿子在一九三九年六月至九月间，回家探亲约七次，九月底到一九四年四月初，回家约五次。他拒绝了父亲公开向他提出的“后门关系”；父亲“可以轻而易举地”(均系老霍伊泽和洛蒂语)把他“调到合适的环境中去”或让他退役充当重要的军工生产人员。用早餐时父亲，问起他的身体情况和在部队的生活情况，他从口袋儿掏出来一本书:雷贝特原著，少校阿尔门迪格博士改编的军队服役教程，反坦克炮兵版将其中一篇将近五页长的论文(他在信中没有提到过它)朗读了:敬礼。该文详尽地阐述了各种军人敬礼方式:行进中的，躺着的，站着的，坐着的，骑在马上的，坐在汽车上的，该谁对谁如何敬礼。要知道，这里说的不是一个整天呆在家里等候儿子探亲的父亲，而是一个此刻已拥有政府提供的一架专机(莱尼非常喜欢乘飞机！)，不仅是十分忙碌，而且过分忙碌，忙于处理极端重要事务的父亲，有时不得不勉强抽出时间，取消重要的约会，常常用破绽百出的借口(看牙等等)取消与部长们(！)的约会，为的是不将与心爱的儿子会面的机会错过———爱子却对他朗读由雷贝特原著、某个阿尔门迪格博士改编的敬礼条例，而他是多么希望儿子能在罗马或佛罗伦萨的艺术史研究所(或至少是考古研究所)当所长啊！
不言而喻，这种在一起喝咖啡、吃早饭和午饭的活动“对所有参加者不仅不愉快，而且越来越恼人，越来越使人心烦，最后使人感到可怕”(洛蒂霍伊泽语)。当时二十六岁的洛蒂霍伊泽，娘家姓伯恩特根，是已多次引用其话的那位代理人兼总会计师奥托霍伊泽的儿媳，她给格鲁伊滕当女秘书，她的丈夫威廉霍伊泽也曾有一段时间当过他的制图员。
由于在一九三九年关键的几个月里洛蒂在格鲁伊滕身边工作，有时还参加“咖啡聚会”回家度假的儿子也在场，因此她对格鲁伊滕本人———她说他“十分迷人，不过毕竟当时是在犯法”———的看法，也许应当在这里捎带提一笔。老霍伊泽喜欢谈儿媳妇同格鲁伊滕的“恋情”“不过当然是柏拉图式的”他们年龄相差不到十四岁，完全符合他的谈情说爱范畴”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奇怪的是它出自莱尼之口，但没有得到直接证实，只由靠不住的海因里希普法伊的意思并不是说她是勾引人的女人’。洛蒂不管怎么说把全家团圆喝咖啡———有时老格鲁伊滕从柏林或慕尼黑，甚至从华沙飞回来参加———说成是“实在可怕”“简直受不了”把一天三餐马尔娅范多尔恩说成“可怕，十分可怕”而莱尼的评论只是“糟，糟，糟”
确有其事，甚至像马尔娅范多尔恩这样成见很深的证人也证实，儿子回家度假，简直使格鲁伊滕太太活受罪:她受不了这一切。洛蒂霍伊泽明确地说，这是“聪明人变相的弑父行为”并且断言，将上述雷贝特作品中的话引用，其目的是在政治上起破坏作用“刺痛了格鲁伊滕，因为他参预政治，甚至掌握和事先了解高级政治机密，例如早在占领莱菌兰之前很久就在该地区建造兵营，计划修建大型地下防空工事。正因为如此，他不愿在家里听到有人谈政治。”
对这痛苦的九个月莱尼倒没有太深切的体会，可能她不完全像其他观察者那样留心吧。在这期间———大约一九三九年七月———她答应了一个男人的要求。不，应当说:假如他提出要求的话，她是会答应的。虽然她并不知道他是否真是自己梦寐以求的意中人，但她明白，只有在他提出要求之后，这一点，她才会知道。此人就是她的表兄艾哈德施威格特，他好像朗热马尔克牺牲者和声称是在朗热马尔克阵亡的那位女士的儿子。艾哈德“由于生性极端神经过敏”(其母语)，在高中毕业考试这样一个严格的关口前败下阵来，甚至连德国青年义务劳动军这样一个铁面无私的部门也暂时打发他回家。为了得到一个他所“讨厌”(马尔娅范多尔恩引用他本人的话)的小学教师工作，起初他偷偷地准备参加拔尖生考试，后来却出乎意料地被征召入伍，与表弟海因里希在那个冷酷无情的机构里相遇了。表弟庇护他，并在回家探亲期间相当明目张胆地帮他同妹妹牵线，他给他们买电影票“把他们打发走”(马尔娅范多尔恩语)，他同他们约好看完电影后碰头“到时候却不去”(同上)。就这样在格鲁伊滕家艾哈德度过了他的大部分假期，不，是他的全部假期；对自己的母亲只是偶尔去探望片刻，母亲时至今日因此仍耿耿于怀。她愤愤不平地驳斥这种说法:可能她儿子和莱尼之间存在“有结婚意图”的恋爱关系。
“不，不，再说一遍，不———这个嗯啊姑娘———不！”不过，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即艾哈德从第一次休假———一九三九年五月前后———起就拜倒在莱尼的石榴裙下；在这一点上有完全可靠的证人，特别是洛蒂霍伊泽，她直言不讳:“艾哈德肯定要比后来那样子好，无论如何要比一九四一年好。也许不比一九四三年好。”她自己承认曾多次设法把莱尼和艾哈德引到她家去，让他们单独在那里待着，”以便———真该死———终于成就好事。天哪，小伙子二十二岁，身体健康，非常讨人喜欢。莱尼刚十七岁出头，已经———坦率地对你讲吧———情窦初开，她是一个女人，当时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了，可是那个艾哈德的羞怯劲儿就没法提了。”
为了不再引起误解，或者说，由于已经产生了误解，这里有必要描述一下洛蒂霍伊泽。她生于一九一三年，身高一米六四，体重六十公斤，一头褐发已经斑白，枯瘦焦黄的脸，尽管未受过正规训练，却能言善辩，可说是个爽快人，比玛格蕾特还要爽快。由于在艾哈德时期她同格鲁伊滕关系相当密切，看来她这个证人要比范多尔恩可靠得多。在涉及莱尼的所有事情上，范多尔恩都倾向于对她顶礼膜拜。问到她和老格鲁伊滕的暧昧关系，洛蒂也坦率地说:“嗯，我们两个当时本来是能有所作为的。我承认，后来在一九四五年做到的那一步他是可以做到的:他的所作所为我几乎都不赞成，但是我能理解，我的意思你明白。他的妻子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被那些军备玩意吓怕了，简直是吓破了胆。她如果是个积极坚定的女人，不那么沉湎于幻想，她就会把儿子藏到西班牙的什么地方去，或是藏在一个修道院里，或是送到芬尼亚国家去，她自己也可以去那里游览观光，当然同样也可以使我的丈夫和艾哈德躲过德国的这段历史。请别误解:海伦妮格鲁伊滕不仅可爱，而且聪明善良。不过她呀，我的意思你明白吧，她跟不上历史的步伐，跟不上，无论是对政治、生意还是对那孩子骇人听闻的自我毁灭，都是如此。别人告诉你的情况确实不错(没有透露玛格蕾特的名字———笔者)。他吞下了整个西方世界———而究竟他掌握了什么呢？一小堆臭屎，要是你问我的话，他面临的是这种乌七八糟的玩意儿。尽是些班贝格骑士，很少提到农民战争。一九二七年，我十四岁那年在夜校听过关于农民战争社会政治背景的课，并且作了大量笔记———我当然知道班贝格骑士和农民战争，风马牛不相及———不过，如果剪掉他的鬈发，剃掉他的胡子，那他会是什么样子，还会有什么剩下呢？一个相当蹩脚的、俗不可耐的圣约瑟。换句话说:儿子受班贝格骑士影响太深，母亲受神秘的玫瑰影响太深———她曾把这本书给我看过，确实发极了，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毫无疑问，她也许只需要注射几针荷尔蒙。儿子海因里希呢，是个迷人的小伙子，远近的女人见到他，没有一个不发出奇怪的微笑。诗人的味道，只有几个聪明的同性恋者和女人才能闻出。当然，他所干的完全是自杀，一清二楚，不过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把艾哈德也拉进去呢？———也许是艾哈德自己愿意被拉进去。人们不得而知，两位班贝格骑士愿意一起死，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被枪毙了。你知道，在被枪决前海因里喊了句什么？“去他妈的德国！”这就是独一无二的教育培养的结果。不过，他既然已参加那个该死的国防军，这也许倒是一件好事:在一九四年四月到一九四三年五月之间，死亡的可能性还多着呢。他老子门路很多，把档案弄到了手，是某位将军给他弄来的，但他自己从未翻阅过，只是请我把要点讲给他听:这两个年轻人竟想把一门完整的高射炮卖给丹麦人。不过，他们只想要假定的废铁价钱，收它四五个马克。你知道，在审讯中这个文静腼腆的艾哈德说了什么？“我们是为一项高尚的职业，为贩卖军火而死的。”
笔者觉得有必要再次把维尔纳封霍夫高先生拜访，此人五十五岁“在联邦国防军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凭着建筑行家的经验为之效劳”如今在他祖传的湖中堡垒侧翼开了一个小小的建筑师事务所“只为和平目的及建造住房服务”封霍夫高(要知道，他没有主动说自己死气沉沉，不过有可能这样做)是个温文尔雅、头发花白的老光棍，据笔者浅见，他开办这个“建筑师事务所”只是好有一个借口，可以一连数小时观赏城堡池塘里的天鹅，观看佃户们地里地外的活动，在田间散步(确切地说:在甜菜田里)。每逢有一架星式战斗机飞过时，他才抬头朝天空恶狠狠地瞪上一眼。他避而不与住在府中的弟弟交往“因为他背着我用我的名义在我当时领导的部门里搞了几笔交易”封霍夫高稍微发胖而敏感的脸上显出愤懑的表情，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一种抽象的义愤。笔者觉得他是在借酒浇愁，他喝的那种酒如果喝多了，是最危险的:陈雪利酒。至少笔者发现垃圾堆里的空雪利酒瓶多得惊人，而且在封霍夫高的“图纸框”里未开封的雪利酒瓶子的令人不安。
有必要去几次乡村酒店，至少可以道听途说地了解到封霍夫高以“我的口被封住了”为由拒绝提供的情况。
笔者三次去酒店同十来个霍夫高森村民谈话的概括在下面:村民们明确地同情死气沉沉的维尔纳，尊敬他那个显然生气勃勃的弟弟阿诺德，谈起后者时几乎肃然起敬。显然———据村民们说———在他哥哥领导的联邦国防军机场筹建处，阿诺德依仗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银行家、国防委员会各派院外活动集团成员的支持，甚至通过对国防部长施加压力终于争取到让“数百年来有名的霍夫高森森林”及其周围的大片农田被选中，用于修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机场。这笔交易———按村民们的说法———“有五千万、四千万，三千万起码也有”而这是“在他领导的部门里，违背他的意愿，在国防委员会的同意下成交的”(村民、农场主伯恩哈德赫克尔语)。
在谈到神秘的海因里希—艾哈德事件之前，霍夫高犹豫了一会儿:“对格鲁伊滕我永远感恩不尽，因为他让我当他的私人助理，使我这个年轻人得以逃避参加德国国防军，救了我一命。后来他境遇不佳，作为回报。至少我可以帮他一把，既然你看来很关心此事，我就向你吐露了实情吧。霍伊泽太太并没有看到全部卷宗，也不了解来龙去脉。她看到的只是法院审讯案卷，而且也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行刑队少尉的报告的，事实上这件事错综复杂，我得费好大的劲才能够交待清楚。情况是这样的:格鲁伊滕的儿子拒绝父亲的庇护，但格鲁伊滕却不顾他的反对保护他，设法———对他来说这不费吹灰之力———把他和他的表兄暂且调到吕贝克某军需处去，那是在占领丹麦两天以后。他———我指的是老格鲁伊滕先生———没有料到儿子的倔强。儿子虽然同表兄一起到了吕贝克，但当他看到自己到了什么部门时便立即返回丹麦，既无行军命令，又无调令———说得轻一点，这是离队；说得重一点，这是开小差。这倒还可以补救；无法补救的是这两个年轻人企图把一门反坦克炮卖给一个丹麦人，虽然这个丹麦人并没有买下———买下也等于自杀。荒唐透顶———这仍是一种犯罪行为，任何庇护都无济于事，什么办法都无济于事，必然的事情发生了。明白对你说吧，虽然我们当时正在丹麦承包大工程，几乎所有的将领都认识，但我作为格鲁伊滕的私人助理，要想搞到卷宗是困难的。
等我看到卷宗时，我就把它———清理、删改或———如果你要那么说的话———审订，整理出一份给格鲁伊滕的女秘书霍伊泽太太，因为那里面大谈特谈‘肮脏的交易’，而我不想让他看到这些。”
想到将自己在市中心的那套有屋顶花园的漂亮的小公寓住宅放弃只是难过地叹一口气的洛蒂霍伊泽，谈起“这件事”来却连声叹息，一支接一支抽烟，动不动就摸一下她那光滑的、剪短的花白头发，从杯中频频地抿一口咖啡。“是啊，是啊，他们死啦，这毫无疑问，不管是因为开小差也好，还是因为企图盗卖那门大炮也好———他们死啦，他们是否真的愿意死我不知道。我始终有一种印象，这件事带有相当浓厚的浪漫色彩，而且可以想象，他们站在墙根下听到‘瞄准！’的口令时一定又惊又怕。毕竟艾哈德有了莱尼；海因里希呢，他可以得到任何一个姑娘。这两个小伙子干的事，我觉得颇有德国人的风度，而且恰恰是在当时我们正开始承建大型工程的丹麦。好吧。我们可以称之为象征手法，请注意，有三个1。数日后在亚眠阵亡的我的丈夫就不是这样，他是宁愿活着的，即使是象征性地活着，也不愿象征性地死去。他害怕，仅此而已。他有许多长处他有，但他们在教会寄宿学校里把这些都毁了，在那个学校他一直待到十六岁，本想当教士，直到他终于认识到了这一切统统是乱弹琴时已经太晚了。从此他背上没有高中毕业的思想负担———他们灌输的结果是这个。后来我们在自由青年联盟里相识，我们那时唱的歌有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最后一段甚至也会唱———‘同志们拿起枪来，勇敢地投入决战。光荣属于共产主义，未来权力属于它’———当然人们没有教导我们，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之交的共产主义已经不是一八九七年的那种共产主义了———我的威廉，会拿起枪的人，不会，决不会，后来他为了这些白痴不得不拿起了枪，他们让他为这种乱弹琴送了命———甚至公司有人说，他的亲老子在格鲁伊滕同意下把威廉从因公免服兵役的职工名单上勾掉了。还有人甚至嘀咕什么乌利亚的妻子，可我哪能干那种事呢？我可不会那样干———像威廉这样忠诚的人，你怎么能背叛他呢？即使在他死后，我也没有马上能做到。至于老格鲁伊滕，不错，他和我当时就能有所作为；我感到他的迷人之处就是这个又高又瘦、长相像无产者的农民儿子，如何成了一个身材颀长、瘦骨嶙峋的大人，一位气度不凡的绅士，建筑商不是的，也不是建筑师———而是个战略家。你如果问我的话，这就是除了又高又瘦的身材以外他使我着迷的地方:这种战略天才。即使对理财‘一窃不通’，他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银行家，我的意见你明白吧。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欧洲地图，插着大头针，有些地方插上小旗，只要看上一眼就够了———他从不为鸡毛蒜皮的事情操心。当然，他有非常灵的一着，这完全是从拿破仑那儿看来的———我相信，一部相当乏味的拿破仑传是他读过的唯一的一本书———这一着其实很简单，也许谈不上是什么招数，甚至还有一点感情用事。他一九二九开始经营时有点自命不凡，雇了四十名工人、工头等———尽管遇上经济危机，他仍然同舟共济，把大家拉扯着，没有裁减一个人。他不惜对银行耍花招，交换和倒卖汇票，甚至借高利贷———就这样一九三三年，他手下约有四十人，他们绝对不许别人说他的坏话，连其中的共产党人也是如此；而他也不许别人说他们的坏话，帮助他们把一切困难克服，包括政治上的困难。你可以想象，在以后这几年中，他们全都飞黄腾达起来，就像拿破仑的军曹一样。他把整个工程都交给他们，他熟悉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妻子儿女的名字也知道，见到他们就问长问短———例如，他知道谁家的孩子留级，等等。他来到工地，看到哪里人手紧张，他就会抄起铁锹或斧头，急需时也开卡车———什么地方真正需要人手，他总是帮一把。就可想而知其他方面了。另外一个秘密:他从不见钱眼开。他当然需要钱支撑门面:衣服，汽车，交际应酬，时而举行一次酒会，但到手的大笔钱又用于投资，除此之外，甚至还借债。他曾对我说:‘洛蒂，借债，多借债，是唯一的办法。’至于他的妻子，不错，‘他有两下子’她是觉察到了———不错，可是他究竟有哪两下子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却把她吓坏了。她本想使他飞黄腾达，帮他掌管家政，等等，但她并不想同一位总参谋长结为伉丽。奇怪的字眼如果你允许我用个，也许你甚至会理解:他是个抽象派，她是个务实派，看起来尽管也许正相反。天啊，我觉得他干的事是犯罪:为那些人修建地堡、机场和总部，我如今去荷兰或丹麦，在海滨就会看见我们修建的地堡，我会感到恶心———不过那是个强权时代，恃强凌弱的时代，他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他对权势本身并不看重，正如他并不看重金钱一样。赌博，是他喜欢的，不错，他是个赌徒———不过他太脆弱了。他们有个儿子，这个儿子不愿被拉出泥坑。”
笔... -->>
现在为了最后摸清基本情况，需要靠拢一位人物。笔者对此颇费踌躇，之所以犹犹豫豫，是因为虽然有不少此人的照片，还有大量人证，多于莱尼的，但是，因为———或者说尽管有这么多人证，却产生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形象。此人就是莱尼的父亲胡贝特格鲁伊滕，他在一九四九年死去的，终年四十九岁。除了直接和他有关的人—如马尔娅范多尔恩、霍伊泽、洛蒂霍伊泽、莱尼、莱尼的公婆和小叔子———以外，还将二十二个人找到了，这些人都是在他处于种种不同的境况下与他相处的，大部分与他共事过，他的上级是其中的一个，大多数是他的下级。有十八人来自建筑业，四人担任了公职:建筑师、律师，以及一个退休的狱吏。由于他们除一人外都在他手下工作过，有技术员、绘图员、土木工程师、设计师，他们如今已是四十五岁至八十岁的人了。因此，也许最好先听取他们的介绍。在这之前，先提供了有关格鲁伊滕的基本情况:胡贝特格鲁伊滕，生于一八九九年，学过泥瓦匠手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年(“普通一兵，无精打采”———老霍伊泽语)，战后短期内升任了领班，一九一九年跟“比自己身份高”的莱尼的母亲结婚。她名叫海伦妮巴尔克尔，父亲是一位职位相当高的官方建筑师(建筑专员)。她结婚时给他带来一包早已一文不值的土耳其铁路股票，但主要的是一幢地段很好的坚固的公寓楼房，也就是后来莱尼出生的那幢房子。此外，是她发现“他有才能”(老霍伊泽语)，劝他去攻读土木工程，有三年之久。老格鲁伊滕很不喜欢听别人说他上过三年大学，他的妻子则喜欢谈到“这段大学生活”“虽然艰苦，却美好”这使老格鲁伊滕感到难堪，他显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大学生。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大学毕业后，他当了一名倍受欢迎的建筑工程承包人，较大的工程也承包(并非没有岳父的帮助)。一九二九年，他创办了一家建筑公司，一九三三年以前一直惨淡经营，从一九三三年起开始扩大经营规模，一九四三年初达到成功的顶峰；接着有两年时间坐牢，强制劳动，直至战争结束，一九四五年回到家里，所有抱负已荡然无存，满足于组织一个小小的瓦工队，就这样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去世“过着不错的日子”(莱尼语)。此外他还当过“包拆废屋者”(莱尼语)。
如果向家庭以外的证人问到他在事业上雄心勃勃的动机是什么，有些人完全否认他有这种雄心，另一些人则把这种雄心说成是“他的天生特性”十二人否认他有雄心，十人主张“天生特性”论。所有的人都否认，连霍伊泽这把岁数的老人也否认他有一丝一毫的建筑师才能。甚至说他连一个“普通建筑匠”的才能都没有。有一点大家没有争议:他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和调度者，他的公司即使拥有近万名职工时，他也“全局在胸”(霍伊泽语)。值得注意的是:这二十二名家庭外的证人中有五人(两名“否认有雄心”派，三名“天生特性”派)不约而同地称他为“爱冥思苦想的人”问他们何以会想到这个出人意料的定义，三人简单地说:“是啊，正是一个爱冥思苦想的人———爱冥思苦想的人就是爱冥思苦想的人呗。”只有两人对他可能想些什么这个问题作了补充说明。已退体的建筑高级工程师海因肯(如今住在农村，种花，养蜂。奇怪的是，没有问他，他就说讨厌鸡———“我讨厌鸡”每说两句就插进一句)把格鲁伊滕的冥思苦想说成是“一清二楚的关于存在的思考———你要是问我，存在主义的冥思苦想者，他就是一个，总是同某种阻碍他前进的道德观念发生冲突”另一个名叫克尔恩，五十岁上下，干劲仍然很足，是个土木工程师，如今在联邦政府供职。他这样说:“嗯，当年我们都认为他生气勃勃，他也确实如此。由于我自己完全缺乏朝气(这是他不打自招，确实如此———笔者)，我对他当然十分钦佩，尤其是他这样平平常常出身的人却善于同那些要人打交道，巧妙地把他们对付，做得头头是道。不过，每当我有事找他———我常有事找他———经常发现他在写字台前坐着出神，正在冥思苦想，如果你要问的话，确实是在冥思苦想，不是想自己的生意。他引起我深思:我们这些缺乏朝气的人，对待生气勃勃的人是多么不公正啊。”
向老霍伊泽最后谈到“爱冥思苦想的人”时，他惊讶地抬起头来说:“我决不会想到这个字眼的，不过，现在听到这个词，我要说:不仅有道理，而且完全恰当。我毕竟是胡贝特的教父，他是我的表弟。战后(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笔者)我曾帮过他一点忙，他后来极其慷慨地帮助过我。他创办建筑公司那年，我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可他还是立即聘请我当总会计师，当他的代理人，后来成了他的合伙经营者———是啊，他很少笑，不错，他不仅有点像赌徒，而且很像赌徒。后来大祸临头，他为什么干那事我不知道，也许‘爱冥思苦想的人’这个字眼可以说明这一点。只是(他不怀好意地一笑)他后来跟我们的洛蒂干的那种事，恐怕没有经过冥思苦想吧。”至今健在的二十二名前同事中，没有一个否认格鲁伊滕慷慨大方，都说他“待人和蔼，头脑冷静，讨人喜欢。”格鲁伊滕在一九三二年濒临破产时说过一句话，笔者分别询问过的两名证人都提到了它。时间一定是在布吕宁下台后的数星期。马尔娅范多尔恩引用的这句话如下:“我闻到了混凝土的气味，孩子们，我闻到几十亿吨水泥的气味，闻到地堡和兵营的气味。”而霍伊泽却是这么说的:“我闻到了地堡和兵营的气味，孩子们，至少可供两百万军队使用的兵营。只要我们挺过这半年，就能取得了成功。”
鉴于有关老格鲁伊滕的材料十分丰富，此处不能一一列举每个提供情况的人。可以担保，笔者不辞辛劳去收集相当客观的材料，即使是对只在幕后起重要作用的次要人物也是如此。有关老格鲁伊滕对于马尔娅范多尔恩谈到的情况，人们得留点神，因为她和他岁数相差不多，又来自同一个村子，所以不能排除她曾爱过他，对他至少有过意思，因此先入为主。不管怎么说，她是在十九岁那年来到新婚的格鲁伊滕家当女仆的。半年前，在海伦妮的父亲邀请他参加的一次建筑师舞会上，格鲁伊滕使刚满十七岁的海伦妮巴尔克尔一见倾心。至于他自己是否也对她一见倾心，那就不得而知了。小两口儿将一个十九岁的农村姑娘雇佣———人人都说她生气勃勃、青春年少———是否合适，也许值得怀疑。无可怀疑的是，马尔娅谈到莱尼的母亲时几乎没有一句好话，对莱尼的父亲则顶礼膜拜，不减当年，几乎像是站在长明灯前，在蜡烛光或电灯或霓虹灯下瞻仰慈悲的耶稣或圣约瑟的画像。甚至范多尔恩的一些话使人认为，也许她愿意同胡贝特格鲁伊滕私通。比如她说，他们夫妇关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岌岌可危”了，而把他妻子不能或不愿再给他的一切都奉献给他她都愿意。这已是相当清楚的暗示，再加上她还羞答答地低声补了一句:“我当时毕竟还是个年轻的女人。”这就再清楚不过了。当直截了当地问，她的暗示是否指那种被认为是夫妻关系核心的同床共枕关系已经终止时，范多尔恩以其惊人的坦率方式说:“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接着，她那双仍富于表情的褐色眼睛———当然是默默地———告诉笔者，她掌握这一点，因为她不仅是家庭生活的旁观者，而且也是床上用品的管理者。当进一步问是否她相信格鲁伊滕“在另外寻求安慰”时，她斩钉截铁地断然否定，并补充说(笔者几乎确有把握，在她的声音中听出了抑制的呜咽声):“他像修道士一样生活，可他并不是修道士。”将胡贝特格鲁伊滕生前的照片看一看———在此不予考虑孩提时期的照片，需要认真观察的第一张照片是毕业照———在一九一三年他是个又高又瘦的孩子，高鼻子，金黄色的头发，深色的眼睛，有那么一股“牛劲”不像照片上他的同学们那样死板，犹如刚入伍的新兵。人们马上就会相信那种只是口头流传而被教师、神甫和家庭说得有些神乎其神的众口一词的猜测:“这孩子一定会有出息的。”有什么出息呢？第二张照片是他学徒满师时的照片，那是一九一七年，他十八岁。后来在这张照片上，可以找到用于他身上的“爱冥思苦想的人”这个字眼的心理依据。他是个严肃的小伙子，一眼就能看出，他那显而易见的善良只是在表面上与他明显的坚强果断不相称。由于他总是拍正面照———莱尼的小叔即上面提到过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用一架蹩脚的方盒子照相机在一九四九年给他拍摄的最后几张照片除外———因此，从来他的鼻子的长度与脸部其余部分的比例就难以看清或弄清。就连一九四一年用自然主义手法给他画像(一幅油画，真不赖，色彩虽然太淡———在显然使人不快的环境中，笔者从一个私人手中仅瞅过这幅画一眼)的那位著名的肖像画家也没有趁此机会，至少给格鲁伊滕画一幅大半面侧身像，因此只能推测:他身上的时髦服饰如果脱掉，他的样子很可能像布什油画中的人物。
对于床上用品的秘密，马尔娅只是作了暗示，而谈到厨房秘密时她则毫不隐讳:“她不喜欢味浓的香料，而他什么都要加足香料———这就带来了麻烦，因为什么菜都往往得分开调味:给她的一份做得淡些，给他的一份味要浓些。后来到了这种地步:他在桌上还要给一切都亲手加佐料；他小时候村里人就都知道，给他一条泡黄瓜比给他一块蛋糕还要使他高兴。”其次值得一提的照片是他们在卢塞恩照的蜜月旅行照。毫无疑问，海伦妮格鲁伊滕太太(娘家姓巴尔克尔)显得很可爱:娇媚温柔，和蔼可亲。可以看出———所有知情人，马尔娅甚至也不否认:她会弹舒曼和肖邦的作品，法语说得相当流利，会钩织、刺绣等，而且———必须指出，她看来有可能是一个被埋没的知识分子，也许甚至是一个潜在的左派知识分子。当然，正如她所受到的教导那样，她从未“接触”过左拉的作品，而且可想而知，她女儿莱尼八年后向她询问自己(莱尼)的大便时，她是多么吃惊。左拉和粪便很有可能对她来说是一码事。她也许不是当医生的材料，但如果去搞一个艺术史博士学位，那肯定不会有困难。说句公道话，如果能为她创造一些她所不具备的条件，多给点分析性的教育，少来一点伤感的东西，多来点理智，少来点感情，那么，她的寄宿学校生活造成的那种忸忸怩怩、多愁善感的毛病就不会有了，也许有可能成为一个好医生。有一点可以肯定:假如那种无聊的作品落到她手里，哪怕是作为有可能阅读的作品，那么，她更有可能成为普鲁斯特的读者，而不是乔伊斯的读者。反正她阅读汉德尔—策蒂和艾伯纳—艾申巴赫的作品，并且大量阅读如今已成为珍贵古籍的有插图的那份天主教周刊，当年这份周刊是这类期刊中最最时髦的读物，类似一九一四至一九二年前后的公众杂志。此外在她十六岁那一年，父母亲还给她订了一份高原杂志。这说明她不仅有进步的读物，而且还有最进步的读物。她很有可能通过阅读高原熟悉了爱尔兰的今昔，对皮尔斯、康纳利以至拉金和切斯物顿等名字她并不陌生，而且据她至今仍健在的姐姐伊伦妮施威格特———娘家姓巴尔克尔，现年七十五岁，在一家高级养老院里住着，与婉转鸣唱的虎皮鹦鹉做伴“从容不迫地等待死神的来临”(她自己的话)———介绍，莱尼的母亲年轻时就是“叶芝作品德译本的最早读者之一，如果不说是最最早的读者的话，千真万确———我自己知道，因为是我送给她书的———她读过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叶芝散文集，当然还读过切斯特顿的作品”这里并不是想要用一个人的文学修养高低来对他进行褒贬，只是借以说明在一九二七年前后就已显示出悲惨阴影的背景。看一看这张一九一九年的蜜月旅行照片，毫无疑问的一点就是:无论莱尼的母亲失意到何种程度，也决不至于是一个被打入冷宫的妃子。她看来不像一个耽于肉欲的人，谈不上有丰富的荷尔蒙，而他却是个荷尔蒙很丰富的人。完全有可能，他们俩———他们相亲相爱是不容怀疑的———在性爱方面毫无经验就从事了婚姻的冒险。格鲁伊滕在最初几夜可能动作虽然谈不上粗野，却有点操之过急吧。
至于他和书的关系，笔者决不想听信一位有“建筑界大亨”之称的仍健在的业务竞争者的判断。他是这样说的:“这个人和书嘛———他的总账簿也许是他感兴趣的一本书。”的确，有据可查，胡贝特格鲁伊滕没有读过多少书，在他学工科时不得已读过专业书；此外，有据可查，他还读过一本通俗的拿破仑传记；再者，据马尔娅和霍伊泽两人一致提供的证词“后来看看报，听听收音机，他就满足了。”
找到施威格特老太太之后，也就弄清楚了在此之前一直搞不清楚而且没有得到解释的一句话。这句话是马尔娅说的，一直记在笔者的笔记本上没有划掉，险些成为了不耐烦的牺牲品。她责怪格鲁伊滕太太“对她的芬兰人完全入了迷”由于她所说的“芬兰人”决不可能指的是同名皮肤病(马尔娅:“皮肤？不，不，她的皮肤棒极了，我指的是真正的芬兰人”)，而且在得到的证词中也没能发现她与芬兰有什么牵连，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因此，它指的一定是“芬尼亚人”因为格鲁伊滕太太对爱尔兰罗曼蒂克的偏爱后来竟达到了伤感的地步。反正叶芝是并且始终是她所喜爱的诗人。
由于格鲁伊滕和他妻子之间从来不写信，只有范多尔恩提供的情况(在这一方面她的话十分令人怀疑)，因此只得根据那张在卢塞恩湖畔林荫道上拍摄的蜜月旅行照作出了肤浅的分析。从反面说，这对夫妇看来在情爱甚或性爱上并不和谐。确实如此。在后来的许多照片上得到证实的情况从这张早期照片上也可以清楚看到:莱尼更像父亲，海因里希更像母亲，莱尼尽管在香料以至小面包等方面更像母亲，而且在对诗歌和音乐的爱好上确实像母亲。假定问马尔娅和格鲁伊滕如果成为夫妇，会生出什么样的孩子？那么，反面回答比正面回答要容易:决不可能是羊皮纸皮肤的修女和耶稣会教士在数十年之后还能马上想得起来的那种孩子。
这对夫妇之间不管有过什么不顺心或误会，最了解格鲁伊滕家庭生活的人，甚至连有醋意的范多尔恩也证明:他对她从不粗野无礼或者不温存体贴；她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看来是有案可查的。
那位施威格特老太太，娘家姓巴尔克尔，但叶芝或切斯特顿看上去一点也不欣赏。她坦率承认，自从妹妹和妹夫结婚之后，她就“不大愿意”同他们往来:她宁愿看到自己的妹妹嫁给一位诗人、画家、雕塑家，或至少同一个建筑师结婚。她没有直率地说格鲁伊滕太粗俗，而是从反面说:“不够文雅”；她问到莱尼的情况时，仅仅说了声“嗯啊”恳求她再多谈一些莱尼的情况，她始终是那一声“嗯啊”相反，她却毫不犹豫地声称海因里希像巴尔克尔家的人，就连海因里希对她儿子艾哈德之死“实际上是负有责任的，那种事他自己决不会干出”也未能减少她对海因里希的好感。她说他“过激，非常过激，但有才华，几乎是天才”而笔者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对自己儿子的早死她并不十分伤心，只是说什么“命中注定，在劫难逃。”尤其是谈到她儿子以及海因里希时，她竟说出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这句话需要多方面核实和历史的纠正。她是这样说的:“他们两人好像是在朗热马尔克阵亡的。”考虑到没头没脑地提起朗热马尔克、朗热马乐克神话，考虑到一九一四年和一九四年的区别，再考虑到在此一一无需澄清的四五十个复杂的误会，那么，也许就不难理解，笔者在与施威格特太太告别时虽然彬彬有礼，却很冷淡，尽管不是永别。他后来从证人霍伊泽处得知，迄今一直不明不白的施老太太的丈夫就是在朗热马尔克身负重伤的，住了三年在野战医院。“他简直被子弹打得体无完肤”(霍伊泽语)，他一九一九年同义务护理他的伊伦妮巴尔克尔结婚，生了儿子艾哈德，但施威格特先生———“吗啡瘾很大，瘦弱不堪，在身上几乎连打针的地方也找不到”(霍伊泽语)———在一九二三年去世，终年二十七岁，职业名称是大学生。因此也许有人会想，这位异常优雅的施威格特太太心里巴不得她的丈夫战死在朗热马尔克呢。她靠当地产经纪人为生。
格鲁伊滕的买卖从一九三三年起开始发展，起初稳步上升，一九三五年起大幅度增长；一九三七年起直线上升。据从前的同事和一些专家说，靠修建齐格菲防线他发了一笔“大财”但据霍伊泽讲，他从一九三五年起就“以重金购进可以收买的最优秀的要塞地堡专家”“派上用场”是过了很久以后的事。“我们总是使用贷款，其数额之大，使我今天仍晕头转向。”格鲁伊滕干脆把赌注押在他所说的一切政治家的“马其诺情结”上。“马其诺神话即使破灭多年之后，它仍将(霍伊泽引述格鲁伊滕的话)继续起作用并将永远起着作用。只有俄国人没有这种情绪，因为他们的边界太长，他们负担不起，但这一点对他们究竟是祸是福，尚待日后见分晓。反正希特勒有这种情结，他尽管宣传运动战，实行运动战，要塞地堡情结他自己就有，这你会看到”(1940年初，讲于法国和丹麦被占领之前)。
不管怎么说格鲁伊滕公司到了一九三八年，规模已相当于一九三六年的六倍，而一九三六年则是一九三二年的六倍；一九四年更增为一九三八年的两倍；“到了一九四三年增长的比例就根本无法确定了”(霍伊泽语)。
老格鲁伊滕有个特点得到大家公认，尽管用了不同的字眼:有人说他“胆大”有人说他“无畏”少数两三个人说他“狂妄”今天专家们仍证实，无疑很早格鲁伊滕就招聘和挖来了最优秀的地堡专家，后来还毫无顾忌地将曾参加过修筑马其诺防线的法国工程技术人员雇佣了，而且他“十分清楚，在通货膨胀时期对职工工资抠抠唆唆是荒谬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军工生产的前高级官员语)。大价钱是格鲁伊滕肯出的。那年他四十一岁。穿上“用贵重但又不是贵得扎眼的料子”(洛蒂霍伊泽语)定做的服装，使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成了一位“仪表堂堂的绅士”他对自己成为暴发户也毫不感到羞愧，甚至对一名工作人员(维尔纳封霍夫高，出身名门望族的建筑师)说:“一切财富都是从无到有，府上的财富也是如此，当年刚发家的时候也不是很富足嘛。”格鲁伊滕拒绝在当时专供富裕起来的人大兴土木的一段市区内修建别墅(他至死屡教不改，念“别墅”成“别野”)。
如果把格鲁伊滕看成一个头脑简单、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粗人，那就不太合适了。他具有一种既学不会也无法继承的本领是:知人之明。他的所有工作员，建筑师、技术人员、商人，都钦佩他，大多数人都敬仰他。他对儿子的培养教育作了精心安排并对之进行密切注意和监督，他的孩子，他经常去看望，很少接他回家，因为他———据霍伊泽证实的惊人说法———不想让生意经玷污孩子。“孩子成为一名学者，是他想要的，不是当什么教授，而是当一个我们曾为之修建别墅的那样的人。”(据霍伊泽说，这里指的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罗马语语言学家，见识此人的藏书和“对人坦率真诚的态度”曾使格鲁伊滕一定敬佩不已。)他对他儿子十五岁时“西班牙语还没有说得像我所期望的那么好”感到焦急。
有一点他从来不干:看莱尼作“蠢货”莱尼初领圣体时发火一事决没有惹他生气，他听说后哈哈大笑(据了解，这在他一生中实属罕见)，他的评论是:“这孩子完全明白自己想干什么。”(洛蒂霍伊泽语)
当他妻子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变得有点愁眉苦脸，甚至有点假慈假悲的时候，他进入了“年富力强的时期。他有一样东西从来没有而且一直到生命终了也不会有，那就是自卑感。他也许有过梦想———对他儿子肯定有过，甚至完全可以肯定，抱有很大的希望他曾对儿子掌握西班牙语。十三年后他和妻子之间不再有夫妻关系(据马尔娅范多尔恩说)，他始终没有欺骗过她，反正没有同别的女人发生过关系。下流的笑话，他出人意外地厌恶，有时迫不得已参加“男子社交集会”到了半夜两三点钟难免有人要求找个“热情奔放的切尔克斯女郎”来的时候，他就会公开表示厌恶。格鲁伊滕对下流话和“切尔克斯女郎”的克制态度遭到一些嘲笑，他听之任之，毫不介意(维尔纳封霍夫高语，此人曾经有一年之久，时常陪他参加这种男子社交集会)。
越来越不耐烦的读者一定会问，究竟这是个什么人啊？他过着可说是清心寡欲的生活，靠战备和已经爆发的战争发财，营业额(据霍伊泽讲)由一九三五年全年一百万左右上升到一九四三年每月一百万，就在一九三九年每个季度的营业额肯定已达一百万时，他本人赖以发财致富的买卖，千方百计不让自己的儿子卷进。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啊？
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年间在父亲和归来的儿子之间产生了紧张乃至怨恨情绪。海因里希那时已从西方世界三座名山上下来，在距离有四小时火车路程的某地参加沼泽排水工程。此时尽管他在父亲的迫切要求下已能读懂塞万提斯的原著，为此父亲付给了一位西班牙耶稣会教士一笔优厚的特别酬金。儿子在一九三九年六月至九月间，回家探亲约七次，九月底到一九四年四月初，回家约五次。他拒绝了父亲公开向他提出的“后门关系”；父亲“可以轻而易举地”(均系老霍伊泽和洛蒂语)把他“调到合适的环境中去”或让他退役充当重要的军工生产人员。用早餐时父亲，问起他的身体情况和在部队的生活情况，他从口袋儿掏出来一本书:雷贝特原著，少校阿尔门迪格博士改编的军队服役教程，反坦克炮兵版将其中一篇将近五页长的论文(他在信中没有提到过它)朗读了:敬礼。该文详尽地阐述了各种军人敬礼方式:行进中的，躺着的，站着的，坐着的，骑在马上的，坐在汽车上的，该谁对谁如何敬礼。要知道，这里说的不是一个整天呆在家里等候儿子探亲的父亲，而是一个此刻已拥有政府提供的一架专机(莱尼非常喜欢乘飞机！)，不仅是十分忙碌，而且过分忙碌，忙于处理极端重要事务的父亲，有时不得不勉强抽出时间，取消重要的约会，常常用破绽百出的借口(看牙等等)取消与部长们(！)的约会，为的是不将与心爱的儿子会面的机会错过———爱子却对他朗读由雷贝特原著、某个阿尔门迪格博士改编的敬礼条例，而他是多么希望儿子能在罗马或佛罗伦萨的艺术史研究所(或至少是考古研究所)当所长啊！
不言而喻，这种在一起喝咖啡、吃早饭和午饭的活动“对所有参加者不仅不愉快，而且越来越恼人，越来越使人心烦，最后使人感到可怕”(洛蒂霍伊泽语)。当时二十六岁的洛蒂霍伊泽，娘家姓伯恩特根，是已多次引用其话的那位代理人兼总会计师奥托霍伊泽的儿媳，她给格鲁伊滕当女秘书，她的丈夫威廉霍伊泽也曾有一段时间当过他的制图员。
由于在一九三九年关键的几个月里洛蒂在格鲁伊滕身边工作，有时还参加“咖啡聚会”回家度假的儿子也在场，因此她对格鲁伊滕本人———她说他“十分迷人，不过毕竟当时是在犯法”———的看法，也许应当在这里捎带提一笔。老霍伊泽喜欢谈儿媳妇同格鲁伊滕的“恋情”“不过当然是柏拉图式的”他们年龄相差不到十四岁，完全符合他的谈情说爱范畴”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奇怪的是它出自莱尼之口，但没有得到直接证实，只由靠不住的海因里希普法伊的意思并不是说她是勾引人的女人’。洛蒂不管怎么说把全家团圆喝咖啡———有时老格鲁伊滕从柏林或慕尼黑，甚至从华沙飞回来参加———说成是“实在可怕”“简直受不了”把一天三餐马尔娅范多尔恩说成“可怕，十分可怕”而莱尼的评论只是“糟，糟，糟”
确有其事，甚至像马尔娅范多尔恩这样成见很深的证人也证实，儿子回家度假，简直使格鲁伊滕太太活受罪:她受不了这一切。洛蒂霍伊泽明确地说，这是“聪明人变相的弑父行为”并且断言，将上述雷贝特作品中的话引用，其目的是在政治上起破坏作用“刺痛了格鲁伊滕，因为他参预政治，甚至掌握和事先了解高级政治机密，例如早在占领莱菌兰之前很久就在该地区建造兵营，计划修建大型地下防空工事。正因为如此，他不愿在家里听到有人谈政治。”
对这痛苦的九个月莱尼倒没有太深切的体会，可能她不完全像其他观察者那样留心吧。在这期间———大约一九三九年七月———她答应了一个男人的要求。不，应当说:假如他提出要求的话，她是会答应的。虽然她并不知道他是否真是自己梦寐以求的意中人，但她明白，只有在他提出要求之后，这一点，她才会知道。此人就是她的表兄艾哈德施威格特，他好像朗热马尔克牺牲者和声称是在朗热马尔克阵亡的那位女士的儿子。艾哈德“由于生性极端神经过敏”(其母语)，在高中毕业考试这样一个严格的关口前败下阵来，甚至连德国青年义务劳动军这样一个铁面无私的部门也暂时打发他回家。为了得到一个他所“讨厌”(马尔娅范多尔恩引用他本人的话)的小学教师工作，起初他偷偷地准备参加拔尖生考试，后来却出乎意料地被征召入伍，与表弟海因里希在那个冷酷无情的机构里相遇了。表弟庇护他，并在回家探亲期间相当明目张胆地帮他同妹妹牵线，他给他们买电影票“把他们打发走”(马尔娅范多尔恩语)，他同他们约好看完电影后碰头“到时候却不去”(同上)。就这样在格鲁伊滕家艾哈德度过了他的大部分假期，不，是他的全部假期；对自己的母亲只是偶尔去探望片刻，母亲时至今日因此仍耿耿于怀。她愤愤不平地驳斥这种说法:可能她儿子和莱尼之间存在“有结婚意图”的恋爱关系。
“不，不，再说一遍，不———这个嗯啊姑娘———不！”不过，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即艾哈德从第一次休假———一九三九年五月前后———起就拜倒在莱尼的石榴裙下；在这一点上有完全可靠的证人，特别是洛蒂霍伊泽，她直言不讳:“艾哈德肯定要比后来那样子好，无论如何要比一九四一年好。也许不比一九四三年好。”她自己承认曾多次设法把莱尼和艾哈德引到她家去，让他们单独在那里待着，”以便———真该死———终于成就好事。天哪，小伙子二十二岁，身体健康，非常讨人喜欢。莱尼刚十七岁出头，已经———坦率地对你讲吧———情窦初开，她是一个女人，当时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了，可是那个艾哈德的羞怯劲儿就没法提了。”
为了不再引起误解，或者说，由于已经产生了误解，这里有必要描述一下洛蒂霍伊泽。她生于一九一三年，身高一米六四，体重六十公斤，一头褐发已经斑白，枯瘦焦黄的脸，尽管未受过正规训练，却能言善辩，可说是个爽快人，比玛格蕾特还要爽快。由于在艾哈德时期她同格鲁伊滕关系相当密切，看来她这个证人要比范多尔恩可靠得多。在涉及莱尼的所有事情上，范多尔恩都倾向于对她顶礼膜拜。问到她和老格鲁伊滕的暧昧关系，洛蒂也坦率地说:“嗯，我们两个当时本来是能有所作为的。我承认，后来在一九四五年做到的那一步他是可以做到的:他的所作所为我几乎都不赞成，但是我能理解，我的意思你明白。他的妻子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被那些军备玩意吓怕了，简直是吓破了胆。她如果是个积极坚定的女人，不那么沉湎于幻想，她就会把儿子藏到西班牙的什么地方去，或是藏在一个修道院里，或是送到芬尼亚国家去，她自己也可以去那里游览观光，当然同样也可以使我的丈夫和艾哈德躲过德国的这段历史。请别误解:海伦妮格鲁伊滕不仅可爱，而且聪明善良。不过她呀，我的意思你明白吧，她跟不上历史的步伐，跟不上，无论是对政治、生意还是对那孩子骇人听闻的自我毁灭，都是如此。别人告诉你的情况确实不错(没有透露玛格蕾特的名字———笔者)。他吞下了整个西方世界———而究竟他掌握了什么呢？一小堆臭屎，要是你问我的话，他面临的是这种乌七八糟的玩意儿。尽是些班贝格骑士，很少提到农民战争。一九二七年，我十四岁那年在夜校听过关于农民战争社会政治背景的课，并且作了大量笔记———我当然知道班贝格骑士和农民战争，风马牛不相及———不过，如果剪掉他的鬈发，剃掉他的胡子，那他会是什么样子，还会有什么剩下呢？一个相当蹩脚的、俗不可耐的圣约瑟。换句话说:儿子受班贝格骑士影响太深，母亲受神秘的玫瑰影响太深———她曾把这本书给我看过，确实发极了，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毫无疑问，她也许只需要注射几针荷尔蒙。儿子海因里希呢，是个迷人的小伙子，远近的女人见到他，没有一个不发出奇怪的微笑。诗人的味道，只有几个聪明的同性恋者和女人才能闻出。当然，他所干的完全是自杀，一清二楚，不过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把艾哈德也拉进去呢？———也许是艾哈德自己愿意被拉进去。人们不得而知，两位班贝格骑士愿意一起死，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被枪毙了。你知道，在被枪决前海因里喊了句什么？“去他妈的德国！”这就是独一无二的教育培养的结果。不过，他既然已参加那个该死的国防军，这也许倒是一件好事:在一九四年四月到一九四三年五月之间，死亡的可能性还多着呢。他老子门路很多，把档案弄到了手，是某位将军给他弄来的，但他自己从未翻阅过，只是请我把要点讲给他听:这两个年轻人竟想把一门完整的高射炮卖给丹麦人。不过，他们只想要假定的废铁价钱，收它四五个马克。你知道，在审讯中这个文静腼腆的艾哈德说了什么？“我们是为一项高尚的职业，为贩卖军火而死的。”
笔者觉得有必要再次把维尔纳封霍夫高先生拜访，此人五十五岁“在联邦国防军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凭着建筑行家的经验为之效劳”如今在他祖传的湖中堡垒侧翼开了一个小小的建筑师事务所“只为和平目的及建造住房服务”封霍夫高(要知道，他没有主动说自己死气沉沉，不过有可能这样做)是个温文尔雅、头发花白的老光棍，据笔者浅见，他开办这个“建筑师事务所”只是好有一个借口，可以一连数小时观赏城堡池塘里的天鹅，观看佃户们地里地外的活动，在田间散步(确切地说:在甜菜田里)。每逢有一架星式战斗机飞过时，他才抬头朝天空恶狠狠地瞪上一眼。他避而不与住在府中的弟弟交往“因为他背着我用我的名义在我当时领导的部门里搞了几笔交易”封霍夫高稍微发胖而敏感的脸上显出愤懑的表情，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一种抽象的义愤。笔者觉得他是在借酒浇愁，他喝的那种酒如果喝多了，是最危险的:陈雪利酒。至少笔者发现垃圾堆里的空雪利酒瓶多得惊人，而且在封霍夫高的“图纸框”里未开封的雪利酒瓶子的令人不安。
有必要去几次乡村酒店，至少可以道听途说地了解到封霍夫高以“我的口被封住了”为由拒绝提供的情况。
笔者三次去酒店同十来个霍夫高森村民谈话的概括在下面:村民们明确地同情死气沉沉的维尔纳，尊敬他那个显然生气勃勃的弟弟阿诺德，谈起后者时几乎肃然起敬。显然———据村民们说———在他哥哥领导的联邦国防军机场筹建处，阿诺德依仗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银行家、国防委员会各派院外活动集团成员的支持，甚至通过对国防部长施加压力终于争取到让“数百年来有名的霍夫高森森林”及其周围的大片农田被选中，用于修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机场。这笔交易———按村民们的说法———“有五千万、四千万，三千万起码也有”而这是“在他领导的部门里，违背他的意愿，在国防委员会的同意下成交的”(村民、农场主伯恩哈德赫克尔语)。
在谈到神秘的海因里希—艾哈德事件之前，霍夫高犹豫了一会儿:“对格鲁伊滕我永远感恩不尽，因为他让我当他的私人助理，使我这个年轻人得以逃避参加德国国防军，救了我一命。后来他境遇不佳，作为回报。至少我可以帮他一把，既然你看来很关心此事，我就向你吐露了实情吧。霍伊泽太太并没有看到全部卷宗，也不了解来龙去脉。她看到的只是法院审讯案卷，而且也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行刑队少尉的报告的，事实上这件事错综复杂，我得费好大的劲才能够交待清楚。情况是这样的:格鲁伊滕的儿子拒绝父亲的庇护，但格鲁伊滕却不顾他的反对保护他，设法———对他来说这不费吹灰之力———把他和他的表兄暂且调到吕贝克某军需处去，那是在占领丹麦两天以后。他———我指的是老格鲁伊滕先生———没有料到儿子的倔强。儿子虽然同表兄一起到了吕贝克，但当他看到自己到了什么部门时便立即返回丹麦，既无行军命令，又无调令———说得轻一点，这是离队；说得重一点，这是开小差。这倒还可以补救；无法补救的是这两个年轻人企图把一门反坦克炮卖给一个丹麦人，虽然这个丹麦人并没有买下———买下也等于自杀。荒唐透顶———这仍是一种犯罪行为，任何庇护都无济于事，什么办法都无济于事，必然的事情发生了。明白对你说吧，虽然我们当时正在丹麦承包大工程，几乎所有的将领都认识，但我作为格鲁伊滕的私人助理，要想搞到卷宗是困难的。
等我看到卷宗时，我就把它———清理、删改或———如果你要那么说的话———审订，整理出一份给格鲁伊滕的女秘书霍伊泽太太，因为那里面大谈特谈‘肮脏的交易’，而我不想让他看到这些。”
想到将自己在市中心的那套有屋顶花园的漂亮的小公寓住宅放弃只是难过地叹一口气的洛蒂霍伊泽，谈起“这件事”来却连声叹息，一支接一支抽烟，动不动就摸一下她那光滑的、剪短的花白头发，从杯中频频地抿一口咖啡。“是啊，是啊，他们死啦，这毫无疑问，不管是因为开小差也好，还是因为企图盗卖那门大炮也好———他们死啦，他们是否真的愿意死我不知道。我始终有一种印象，这件事带有相当浓厚的浪漫色彩，而且可以想象，他们站在墙根下听到‘瞄准！’的口令时一定又惊又怕。毕竟艾哈德有了莱尼；海因里希呢，他可以得到任何一个姑娘。这两个小伙子干的事，我觉得颇有德国人的风度，而且恰恰是在当时我们正开始承建大型工程的丹麦。好吧。我们可以称之为象征手法，请注意，有三个1。数日后在亚眠阵亡的我的丈夫就不是这样，他是宁愿活着的，即使是象征性地活着，也不愿象征性地死去。他害怕，仅此而已。他有许多长处他有，但他们在教会寄宿学校里把这些都毁了，在那个学校他一直待到十六岁，本想当教士，直到他终于认识到了这一切统统是乱弹琴时已经太晚了。从此他背上没有高中毕业的思想负担———他们灌输的结果是这个。后来我们在自由青年联盟里相识，我们那时唱的歌有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最后一段甚至也会唱———‘同志们拿起枪来，勇敢地投入决战。光荣属于共产主义，未来权力属于它’———当然人们没有教导我们，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之交的共产主义已经不是一八九七年的那种共产主义了———我的威廉，会拿起枪的人，不会，决不会，后来他为了这些白痴不得不拿起了枪，他们让他为这种乱弹琴送了命———甚至公司有人说，他的亲老子在格鲁伊滕同意下把威廉从因公免服兵役的职工名单上勾掉了。还有人甚至嘀咕什么乌利亚的妻子，可我哪能干那种事呢？我可不会那样干———像威廉这样忠诚的人，你怎么能背叛他呢？即使在他死后，我也没有马上能做到。至于老格鲁伊滕，不错，他和我当时就能有所作为；我感到他的迷人之处就是这个又高又瘦、长相像无产者的农民儿子，如何成了一个身材颀长、瘦骨嶙峋的大人，一位气度不凡的绅士，建筑商不是的，也不是建筑师———而是个战略家。你如果问我的话，这就是除了又高又瘦的身材以外他使我着迷的地方:这种战略天才。即使对理财‘一窃不通’，他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银行家，我的意见你明白吧。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欧洲地图，插着大头针，有些地方插上小旗，只要看上一眼就够了———他从不为鸡毛蒜皮的事情操心。当然，他有非常灵的一着，这完全是从拿破仑那儿看来的———我相信，一部相当乏味的拿破仑传是他读过的唯一的一本书———这一着其实很简单，也许谈不上是什么招数，甚至还有一点感情用事。他一九二九开始经营时有点自命不凡，雇了四十名工人、工头等———尽管遇上经济危机，他仍然同舟共济，把大家拉扯着，没有裁减一个人。他不惜对银行耍花招，交换和倒卖汇票，甚至借高利贷———就这样一九三三年，他手下约有四十人，他们绝对不许别人说他的坏话，连其中的共产党人也是如此；而他也不许别人说他们的坏话，帮助他们把一切困难克服，包括政治上的困难。你可以想象，在以后这几年中，他们全都飞黄腾达起来，就像拿破仑的军曹一样。他把整个工程都交给他们，他熟悉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妻子儿女的名字也知道，见到他们就问长问短———例如，他知道谁家的孩子留级，等等。他来到工地，看到哪里人手紧张，他就会抄起铁锹或斧头，急需时也开卡车———什么地方真正需要人手，他总是帮一把。就可想而知其他方面了。另外一个秘密:他从不见钱眼开。他当然需要钱支撑门面:衣服，汽车，交际应酬，时而举行一次酒会，但到手的大笔钱又用于投资，除此之外，甚至还借债。他曾对我说:‘洛蒂，借债，多借债，是唯一的办法。’至于他的妻子，不错，‘他有两下子’她是觉察到了———不错，可是他究竟有哪两下子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却把她吓坏了。她本想使他飞黄腾达，帮他掌管家政，等等，但她并不想同一位总参谋长结为伉丽。奇怪的字眼如果你允许我用个，也许你甚至会理解:他是个抽象派，她是个务实派，看起来尽管也许正相反。天啊，我觉得他干的事是犯罪:为那些人修建地堡、机场和总部，我如今去荷兰或丹麦，在海滨就会看见我们修建的地堡，我会感到恶心———不过那是个强权时代，恃强凌弱的时代，他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他对权势本身并不看重，正如他并不看重金钱一样。赌博，是他喜欢的，不错，他是个赌徒———不过他太脆弱了。他们有个儿子，这个儿子不愿被拉出泥坑。”
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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